《山东大学报》2019年第26期（总第2147期）第3版

编者按：山东大学自上世纪以来便以“文史见长”之美誉蜚声海内外。近年来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致力于培育、造就顶天立地的“学院学派”，努力实现学校“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学院贡献。2019年4月26日，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新时代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谋划了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发展的实施体系。《山东大学报》记者走近学院人文社科领域终身教授路遥，聆听他的治学感悟。

路遥（原名吴松龄），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海内外公认的义和团运动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率领研究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其拓荒性研究奠定了山东大学作为海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主要代表作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义和拳教钩沉》《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等。2004年起，他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基础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其成果《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分中、日、英、法、德文5卷8册，550余万字）和《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7卷，300余万字）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对于义和团运动研究太重要了”

　　记者：先生您好！您是义和团运动研究和民间宗教史研究方面的国际著名学者，能否与我们分享您的治学感悟？

　　路遥：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要结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一点非常重要。义和团运动研究难度太大，可以说至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单独写成一本义和团史。它虽然发生在中国，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战争及战后签订的条约却涉及11个国家。这是世界大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截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近代旧民主主义的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中，唯独义和团运动的材料是空白的。

　　195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接见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时的讲话，提到义和团运动是我们50多年来中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但直至今日，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都未统一。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运动中，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唯有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论状态。

义和团运动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始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国家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山东大学来解决。我们当时接到任务后，考虑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仅仅过去6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出生的老人还在，所以当时选择从田野调查入手，并取得了成功。山东大学整个历史系，从老教授到年轻教授都统统下去进行田野调查。要弄清楚义和团的相关问题，光从历史学的方法着手很难得出成果，因为已有的文献、材料记载比较少，而田野调查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很有远见，校领导、系领导都看到这个问题，必须破釜沉舟，彻底解决，前后组织了1960年、1962年、1965年及之后共六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很多材料，为我们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最重要的感悟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对于义和团研究太重要了。

“义和团运动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一张名片”

　　记者：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

　　路遥：义和团运动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一面旗帜，是山东大学的一张名片。学校也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从1960年至今，十年一次的义和团运动国际研讨会，已经在山东大学举办了5次。而且山东大学能够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牢牢地把握住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很重要。我们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是2006年的国家项目，直到2011年才完成，花费了巨大的力量，项目得到了“国家清史”项目主要负责人戴逸的大力支持。现在只要想了解义和团研究的状况，都会到山东大学来。

　　我1947年进入山东大学，后来做义和团研究是受华岗校长的启发。华岗有本书叫《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其中就高度肯定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他曾经以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名义给我们历史系学生作过一次报告，就是关于义和团的，我们当时感到原来义和团这么重要，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把这项研究做下来了。下乡做义和团研究很苦，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牺牲很大，但我们抢救了许多材料。

　　义和团研究涉及到八国联军战争研究、条约签订国相关研究等，都要靠第一手的档案材料，这就需要研究者精通各国语言。山东大学于2011年聘请到了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作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他是知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懂得七国语言，给我们搜集整理了70多万字的西方义和团研究文献资料，非常了不起，作了很大贡献。他的《西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也由我的助手崔华杰副教授翻译，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很可惜狄德满在两个月前于伦敦因病去世，但他去世前已决定把相关书籍捐献给山东大学。

　　义和团研究已经走向世界，将来依旧是面向世界。就研究义和团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必须掌握外语。目前，老一辈研究义和团的学者，有的退休了，有的将要退休，大家年龄都大了，没办法再接大型的翻译任务，因为翻译外文资料太难。我们现在的研究团队有精通英语、日语的人员，但是没有精通法语的人员，也希望可以在全校找到这方面的研究力量。

我认为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研究，首先需要学校、院系领导继续重视和支持；同时义和团研究团队要建设起来，能够配备并增加力量。对于义和团研究这样山东大学特有的一些名片，应该考虑由学校力量促进发展，让研究后继有人。

“历史学要靠证据说话”

　　记者：历史学的研究已经走上了学科交叉融合的道路，在您看来，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外来理论？

　　路遥：历史学是一门领域十分广阔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这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我只能就自己的研究经历简单谈一谈。回顾我几十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从义和团运动起源至民间教门，再到更为丰富的民间信仰领域，可以说都是脚踏实地、层层拓展。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因此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掌握充实的资料，同时还得接受方法论方面的指引。

　　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西方输入的理论我们可以吸纳，但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而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

“设置通识教育课程非常有必要”

　　记者：对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年轻教师和学生而言，您认为该如何树立问题意识，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创新？

　　路遥：怎么提高学生学习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意识呢？我长期在想这个问题。从课程设置来看，必须要有一门通识教育课，特别是对于文科而言，通识教育课应该包括文、史、哲加上社会学科。西方重点大学很重视通识教育，而且讲这种课程的都是很有资历的老教授。大学文科新生中，报考文、史、哲不同系别的都有，学生一入学，首先就要通，才能视野开阔。一年或者一两年的通识教育课程，必须由有经验的教师来讲。要讲得通透，深入浅出，最好是副教授以上的老师来讲课。比如到历史系来，要介绍文学史的知识，这样一个学年讲完，学生的知识面就更宽了。学生受到了启发，就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了。

　　我的学习经历也是这样。我入学时就是中文系，当时山东大学的文科只有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言系。1949年解放后增加了历史系，我就转到历史系了。为什么兴趣转移了呢？因为当时学校有很多进步的学生社团。我1947年入学时蒋介石反动统治已到了末期，比我高一级的文学系学生创办了历史研究社，我看到了他们影射当时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历史题材壁报，觉得历史很有用，就参加了进步社团。1949年青岛解放后，经过山东大学军代表批准，我也从此改名“路遥”。当时我们的学习“文史不分”，许多中文系的老师，包括搞文学的、搞历史的，还有一些搞哲学的老师经常聚在一起给我们讲课，让我们感到很新奇：文学里有历史的眼光，文学里也有哲学的理论，所以学了一年后视野就开阔了，原来学问还这么多。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很有名的教授，他们的经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引导学生入门。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体会。

“做历史研究要掌握丰富的资料”

　　记者：您认为从事历史学研究需要培养哪些素养？

　　路遥：就历史学来说，西方的许多理论是可取的，比如德国的兰格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等。兰格学派和中国的史学体系差不多；年鉴学派重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历史学是纵向研究，社会学是横向研究。我不自觉地采用的就是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海外知名学者科大卫教授也指导他的后学阅读我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1990年出版），作为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书。要做好研究，必须吸收西方的一些好的学科方法理论，但是还是要以我们的为主。

此外，做历史研究，要掌握丰富的资料。我订阅有《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我一直看的《中华读书报》特别好，他们专门组织人写文章，对前一代学者在文学、历史、哲学许多领域的学术贡献不断地还原和报道，写得都很好。这个很重要，特别搞文史哲方面研究的人，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怎么来继承前人的成果？到现在我还把每一期《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史哲文章做好目录索引，统统把它们抄下来，全都保存起来。许多杂志从创刊号开始，我也基本上一本不漏地保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报》里有各种各样新书介绍，很多也很好。我经常阅读书报、文献到晚上12点，不掌握丰富的资料和信息是不行的。

　　记者手记：踏进路遥先生的家，仿佛置身于一座小型图书馆。四壁环立的高高书架，在静静诉说着它的沧桑与厚重。先生微笑着同我们每一个人打招呼，安排我们就座。

　　客厅旁边是先生的书房，布置得很简洁，除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余下便还是满满当当的书。书桌上摆着摊开的书与笔记本，微风袭来，书页微微翻起，仿若一部安静的老电影，记录着每夜零点才熄灭的灯光；时光在木椅上篆刻的痕迹也在无声讲述着老学者日夜伏案耕耘的故事。义和团研究的许多成果就是自这里产生，并走向世界。

　　谈及义和团研究，先生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他从自己求学时与恩师故友的情谊讲到学院的历史往事，从早期义和团研究的农村调查讲到后来为使此项研究走向世界而遍寻外文翻译人才，从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讲到自己“甘为一布衣”的终身追求……他时而严肃，时而高昂，侃侃而谈，讲到兴起时起身带我们参观布满几个房间的珍贵书籍。老先生很擅长保存资料，有包含五国语言译本的整套《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许多从创刊号就保存下来的学术杂志，还有几十年如一日记录下的百余本杂记。我们看得心潮澎湃。他的脚步稳健，虽然轻抚书本的手微微颤抖。先生笑着说：“我的家里算是‘环壁皆书也’了！”我们惊叹于即将过93岁生日的老先生，依然孜孜不倦地为义和团研究奔走。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让先生甘于坚守，是什么让先生勇于探索，是什么让先生乐于奉献自己的岁月与年华，视学术如生命。（文/李琴 张名轩 摄/谢婷婷）